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反映了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的重要地位和本质要求的认识不断升华。

[22]参见咸玉柱、孙卫华：《议题建构与认同聚合：中美疫情治理的比较研究——基于政治动员视角》，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辑，第256-257页。在这种情况下，改变针对官员的问责机制，将火线问责严惩不贷一票否决的评价方式进行一定的延时化、弹性化、综合化处理，使官员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选择应急策略，将有助于降低这种压力差，缓释其中的法治风险。

对于体制外部的社会公众来说，动员的目标是在其法定义务之上叠加道德意识。但是，这种预期的改变在体制内外是存在差异的。[8]参见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50页。但是，某些极端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将发现，在法定框架之内能够扩展的国家能力仍不足以应对危机，如果不甘于失败的话，就只能诉诸国家动员继续扩大国家能力，以达到危机应对所必需的程度。那就是，在动员机制发挥作用的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常规化的理性官僚制，并在法律上将应急动员预设为常规治理体系特殊情况下的能力扩展机制。

[15]人们也很清楚，病毒或者疫情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敌人，疫情防控也不是真实的战争，更不是《宪法》上所说的战争，各地自行宣布的那种状态当然也不是《宪法》上的战争状态。[19]参见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超大规模国家要克服国家治理中的碎片化，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选择以分权和制衡为基础的议会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指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共同意志恰好与大一统所追求的政道相契合。

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同时，与西方议会扁平式组织结构也不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设立常委会又呈现出人数越少的会议形式参与日常决策的机会越多的阶层式议会特征，明显有助于权力的统一和集中。保持大一统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在今天更为关键的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今天看来，避免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防止地方发展与治理碎片化，抑制社会经济组织新形态无序扩张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力维护大一统秩序的三个重要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现行宪法尽管恢复了国家元首制度，但更多强调它的仪式功能和集体行使职权。

现代中国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经济基本条件。钱穆则认为，这得益于中国与欧洲相比，自秦开始就有大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的城市，每一城市是四周农村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偎补足，两者打成一片。商鞅变法开创编户齐民、国家直接整饬人口秩序的思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禁止过去的合族聚居，强制性地分散家族，并将分散出来的小家族整编成什伍组织，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个体的基本权利代表着多元，而经由民主权利功能发挥形成的人民共同意志则体现着一体，因此，基本权利的自由与防御功能是第二位的，它必然要朝向多元而一体的逻辑行使，不能由于滥用而构成无组织的力量挑战共同意志。

它并非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方式，l而是规定公民义务的总条款，牢牢确保多元与一体的统一。现行宪法尽管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集中体制，但同样也继承了大一统中多元而一体分层而统一的精神。中国的政治形式就在于有工农联盟，有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统一战线，但正是由于存在阶级多元、境界有别、利益各殊，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在多元中始终保持政治统一、捍卫人民共同意志与根本利益的坚强领导力量。现行宪法之所以没有采取类似民族共和国的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就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统一是底色，差序是相对于内陆地区和汉民族而言，但它一定也是以统一作为前提，现行宪法明确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始终是主旋律和主题词。

例如，始终没有与世俗社会相抗争的教廷秩序，没有支离破碎又相对封闭的封建主义经济与农奴制，这两个方面防止了垄断身份和资源的贵族阶层，决定了国家与人民直接建立组织化联系并实现普惠的可能，这与马克思观察的东方亚细亚社会基础有暗合之处。中国既没有照搬苏俄基于联邦制而在权力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权的模式，也没有借鉴苏俄的苏维埃体制横向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做法，两院制始终没有被中国宪法采纳，而是按照中央集权模式来设计一元体制。

二是人大在组织程序上强化集中体制。从北魏到隋唐发展起来的律令制度起到了将人民从六朝的豪族支配中脱离出来编入国家统一政治之中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针对农民的集体化改造，防止个体专私、抑制产生人身剥削和依附的土壤。大一统的逻辑必然要求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确保中央权力的垂直延伸。不是说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塑造的具体内容直接移转到了现行宪法中，而是说现行宪法在规定、理解具体内容时不能跳脱出这个观念所形成的底层逻辑。(一)保持大一统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 国家权力集中的个体化和绝对化是无组织力量滋长的两种表现形式。对现行宪法进行历史解读也不是简单寻找古代中国政制中的特定原型，这往往会陷入以今释古的意义倒置之谬误，也不是仅仅寻找制宪、行宪历史所依赖的实践环境、材料或制宪者的原初意图。谷川道雄以自律的世界与政治的世界来对称地方自治与郡县制。

仅就疆土而言，可以说它就集中体现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不变而边界模糊但认同相当明确的中国传统国家特征。到了清代，除战略性防御外，从未通过军事手段扩大疆域，并只从内陆十八省汲取财源，对边疆地区保留其宗教体系和社会治理的自治。

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属于民主集中制模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包含地方自治的因素，是一种混合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在中央，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各有分工，各司其职，都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

第一是关于选举权的例子。因此我们才可以说，这个中国，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不同，几千年来尽管疆域的边缘比较模糊，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

二是大一统下的汉民族主体人口，整体稳定的民族意识，绝大部分地区通用交流无碍的语言文字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运输、投放体系，这些都是历史和现实为统一市场准备的客观条件。这个常来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帝制崩溃后的中国并没有陷入四分五裂，而是仍然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整体进入了现代社会。如前所述，国体条款明确了人民作为新的定于一的范式及正当性，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则是它的具体说明。而现行宪法对直接民主的规定，则更是中国人没有阶层固化与贵族统治，平等参与公共生活之大一统逻辑的典型反映。

8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央集权里还蕴含着普遍的基层自治。

特别行政区体现了统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互嵌，极大提升了国家发展与治理的效能。彭真明确指出，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草案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应尽的各项义务。

相反，它作为进一步体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性而存在。自商鞍变法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废弃建立在血缘嫡庶基础上的传统身份秩序，根据战功、品行、能力确立新的身份等级。

同时，权力统一也包含和承认权能分工，尽管最高国家权力在性质上不可分，但宪法承认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可以分解并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这个中国宪法里的双重不可分原理正是政道归一的大一统逻辑之深刻反映，与西方发轫于中世纪权力渊源多元的社会契约论完全不同。最能体现这 个比较法上差异的是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

在坚持特别行政区内生于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前提下，该制度实现了法律空间的交错性，这种交错性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智慧，也保留了差序治理的生命力。农民人口占大多数、产业工人和工业体系并不发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教义，归根结底是因为其与中国社会经济流动而一致的大一统逻辑深刻契合。

唐代改北魏的宗主督护制为乡里邻保制，严格推行土地公有，反对土地兼并以形成豪强和农奴，建立起国家代替地方宗主而直接督护民众的体制。一、作为中国宪法底层逻辑的大一统国家观 （一）大一统国家观的要义 大一统国家观起源于华夏文明特有的宇宙方位观。

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中国人民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